西方工业革命错过了中国哲学的指导，是人类最大的遗憾

近年来，经常会听到某些大佬说：中国错过了工业革命，错过了互联网，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。

这种论调的背后心理，就是对西方主导的工业革命、互联网进步推崇备至，或者说认为这种进步是最值得骄傲、自豪的事。可以说，产生这种论调的人，都只是在表面上认识现代社会而已，非常之肤浅。

事实上，自工业革命以来，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、核武器诞生、传染病增多、种族文化冲突频繁、坏境日益恶化（比尔盖茨说留给人类的自救的时间只有30年）、精致利己主义蔓延、人情日趋冷漠、贫富差距拉大等等各种问题不一而足。

就在这两年，人类还经历了新冠病毒的肆虐，而中东战争更是此起彼伏，文化冲突越来越严峻。

其实，近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，在本质上并没有对人类文明的进步有所助益，甚至是破坏人类文明的优质基因，反而助催了人类文明劣质基因。

比如以人情为纽带的伦理文化消失，而以利益、算计的人情关系兴起，就连交朋友、结婚这些，很多人都要计算对方给自己能带来什么价值，这就是典型的“资本思维”造成的人性扭曲。这将会造成人类会长期没有幸福感的问题，人一旦没有幸福感，身体结构也会在进化中产生变异。

再说一个人人都见惯的例子，手机这种可以让沟通无处不在的高科技产品，实际上反而增加了人与人之间的、隔阂、冷淡、冷漠，甚至对人的健康造成了一定的破坏。

可以说，从目前人类社会整体来看，科学带来的破坏，远比带来的益处明显。很多东西其实根本不必要，但它就是被开发出来了，相反需要的东西却是发展缓慢。

比如在对传染病的防范技术、对温饱的解决方式、对贫穷的解决等研究上面，所有国家投入都不够，发展非常缓慢，甚至鲜有人触碰。

毋庸置疑，科学的发展，是一种盲目的、逐利的、欲望膨胀的的结果，这种结果就是缺乏正确的哲学理念指导以及监管，因此给人类带来了一种扭曲的生存状态。

其实，哲学和科学，本来不应该分家的，科学应该是在哲学的监管下、引导下，作出正确的科学探索、对人类整体有益、不破坏宇宙生态的前提下探索。

当然，在这方面，西方哲学是不具备指导能力或潜质的，甚至可以说，正是西方哲学的片面性、碎片性、枝节实证性催生了“科学”这头怪兽。

中国哲学向来注重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完整性，所谓发展滞后或说没有跟上科学的脚步，其实恰是中华文明的高明之处，而不是中国人的糊涂。在有历史记载的几千年人类历史里，在前半段进程中，几乎只有中国的四大发明。也就是说，不是中国人不聪明，而是中国人不想运用小聪明。

因为，中国哲学所有的探索，都包含了对整体的照顾，不像西方哲学那样，放弃对整体的敬畏，从实证主义出发去探索表象、细枝末节的实现——这是一种急功近利、不顾全大局的错误思路。

如果工业革命有中国哲学的指导，可能会是另一种更适合人类的“工业进步”。换言之，那种以损害环境、破坏生态的对整体有破坏的进取方式，中国人根本不会去做。即便在当下，像杂交水稻这种作物只会在中国出现，因为中国哲学的根底都是围着整体、天下命运来探索的。

著名哲学家、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·普鸣：“未来人类的希望，取决于人类有多少目光投向中国哲学。”还有人说，21世纪，我们要看看中国哲学，或许解决人类的问题，唯有在中国哲学。

也就是说，即便到了今天，中国哲学的重要性，还是值得我们重点关注。

所以说，工业革命错过了中国哲学的指导，才是人类最大的遗憾。下面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讨论。

中国哲学的整体性思路，能够指导人们不会轻易破坏环境

今天，摆在人类面前最大的问题，就是环境问题，气候变化、冰川融化、空气污染、河湖污染等等问题，已经成为了人类当下最棘手的问题。这就是工业革命所造成的结果。

在这方面，中国哲学家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“万物一体、天人合一”的指导理念。

比如列子的这段话，就是对保护生态环境的最好解答：

“天地无全功，圣人无全能，万物无全用。故天职生覆，地职形载，圣职教化，物职所宜。然则天有所短，地有所长，圣有所否，物有所通。何则?生覆者不能形载，形载者不能教化，教化者不能违所宜，宜定者不出所位。故天地之道，非阴则阳；圣人之教，非仁则义；万物之宜，非柔则刚：此皆随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。”《列子·天瑞》

列子在这里一语道破，世间万物包括我们人类，都不是全能的，且只发挥着相应的有限的作用。所以，列子主张“类无贵贱”，人类应该珍惜自然、保护自然——这些理论正是现代人类环保意识中所倡导的。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，保护环境不是陌生的词汇，但对于两千多年前的百姓来说，这是一种非常超前的令人匪夷所思的意识。

当然，列子强调保护环境是知道这些与我们是一体的，而不是今天主要建立在“为人类所用”的基本思路上。也正是这种“为人类所用”的思路，阻碍了人类能够正儿八经面对环境的问题。但如果是建立在“一体”的意识上，可能人类面对环境的问题就不会显得如此慵懒和忽略。

所以，列子很慎重地强调：人类需要认识到自然才是我们的生存根本，没有自然，人类根本不可能存在。人虽然在自然界中有自己独特的位置，但是从来源和组成上说，是同自然万物相同的，即都是由气自然演化发展而来，即“清轻者上为天，重浊者下为地，冲和气者为人”(《列子·天瑞》)。

此外，《列子·天瑞》中大富的“国氏”对大贫的“向氏”说：“天有时，地有利。吾盗天地之时利，云雨之滂润，山泽之产育，以生吾禾，殖吾稼，筑吾垣，建吾舍。陆盗禽兽，水盗鱼鳖，亡非盗也”。

在这里，列子认为人类的一切生存条件都是盗自于自然界。进一步，列子认为世界万物就是一个整体，天地、人、万物都只是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。

因此，列子认为天、地、人不可相离、不可相伐，只有和谐构成了一个有序的整体，这个世界才能可持续发展。

所以，列子提出人类应当是“顺应自然、和淤万物”。也就是说，人类只有顺应自然，遵循自然规律，所有的建设、创造必须建立在不损害自然的基础上，最终以实现“和淤万物”的旨归。

列子还深入的论述了人类本身的定位问题：

舜问乎丞曰：“道可得而有乎?”丞日：“汝身非汝有也，汝何得有夫道?”舜日：“吾身非吾有，孰有之哉?”日：“是天地之委形也。生非汝有，是天地之委和也。性命非汝有，是天地之委顺也。子孙非汝有，是天地之委蜕也”。《列子·天瑞》

在这一段话里，列子说，人从自然而来，即非自身所有。所以，我们不必太自我、太执著、太物欲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如此而行就是一种错误的生命态度，即自讨苦吃的生命态度。从今天环境恶化的层面来看，人类就是在自讨苦吃。

所以说，如果文艺复兴爆发时期，那些科学家受过中国哲学的训练，或者说有中国哲学的整体性思维指导，可能很多毫无必要的东西就不会被研发出来，可能不会有那么激进。那么，今天的环境问题一定不会有这么严重。

正如著名的哲学家汉斯•约阿西姆•施杜里希著说：“如果在核聚变研究的过程中，有某种正确的理念来监管着，这个核武器之源就不会诞生，也就没有现在威胁全人类的核武器。”

经济思想的终极思考，墨子比西方“国富论”更有价值

当今人类社会，经济的形式大体就是“国富论”的结晶：即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，带来改进社会的功效。

然而，这个经济学原理虽然能够为人类带来好处，但很容易带来不好的一面，比如贫富差距拉大、人欲泛滥，最终造成社会动乱（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已经说明了这一点）。因为人性贪婪，这是资本主义的天然性基因障碍。

比如，一个老板到乡村去开工厂，他解决了村民的就业问题，给村民带来了致富的好处，但他有可能因为贪图利益，不建设排污措施，不按标准给村民发放工资等等，从而就会导致村民得不偿失，最后可能是“赔了生存环境又折了生命青春。”

从宏观上来讲，人类今天就是这样的结果，放任少部分人无可遏制的追求利益，掠夺资源，导致全人类来承担环境恶化的结果。

在这一点上，墨子的理念在基础上与西方资本经济学原理一致，但墨子超越性的提出了遏制个人私欲膨胀的思考。

墨子在经济学范畴的贡献，主要体现在其对“功利”的论述，墨子围绕“义”与“利”这样一对中国传统伦理的重要范畴展开。他所指的“利”涵盖了利己、利人、利天下三个层面的含义，是判断行为是否正确的标准。

墨子从人性出发，强调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，也是没办法改变的。由此，他提出了一个“利己”的模式，即利己的同时利他、利天下，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，那就不要去行。否则只光想自己的利益，那就是禽兽的行为。

与西方资本主义这个核心的经济学原理不同的是，墨子将利己放在“兼相爱”价值观下，那就是利己必须要建立在利他、利天下的原则之下，即“兼相爱、交相利”取代“别相恶，交相贼。”

简言之，墨子的经济思想，是从利己出发，能够促进生产力进步，但同时又用“利他、利整体、利宇宙”的原则管制，避免利己成资本主义的垄断形态。

可以说，资本主义今天的困局，就是不知如何平衡资源、贫困差距、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等这些由于利己过甚造成的问题。所以，如果今天的经济根本架构，有墨子思想的指导，或许会是另一番美好天地。

文化冲突都是人认知不足的问题，庄子思想对文化冲突的解决价值

在今天人类社会，文化冲突是最大的一个问题：文明起源冲突、宗教冲突、各种主义横行等。可以说，这几乎是人类不可逾越的巨大鸿沟。

在这方面，中国哲学也有对这方面的思考，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位哲学家，就是庄子，庄子用一篇文章来讨论和揭示了这个问题，并提出了“万物齐一”的思想，这就是《齐物论》。

在《齐物论》，庄子认为万物都是浑然一体的，事物之间在根本上并没有彼此之分，而且是相互依存的存在。

所谓“齐物”，就是一切事物归根到底都是相同的，没有什么差别，也没有是非、美丑、善恶、贵贱之分。

在齐物论里，庄子一针见血，道明了人的问题：无论是大智的人，还是小智的人，都爱各持己见，并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，生出各种虚假、编造的手段，而这些都被人称之为精明。

但这些为了让自己比别人更精明的努力，其生命犹如秋冬的肃杀，日渐衰亡，心灵就像被绳索捆绑了，万般不开窍，又像废弃的水沟，没有源头之水滋润的状态。

庄子还在文章里举例一个例子，他说森林中有很多的大树，在这些大树上，会有一些树洞，这些树洞，每当风吹过，都会发出各种各样的响声，有的像歌唱，有的像虎啸，有的像嘶吼，有的像人的哭声等等。而之所以在同一阵子风里，会发出不同的响声，不是因为有很多种风，而是因为这些树洞的形态不同，有的小一点，有的大一点，有的圆一点，有的方一点，有的深一点，有的浅一点。

也就是说，其实每一个个体的人都是和那些树洞差不多，每一个人都是因为自己的感受与领悟、内在不同，便形成了各种对立的、千差万别的争议。而这些对立和争议都是“劳神明”的枉费。从根本上来讲，这些争议一点意义也没有，就像那些树洞发出各种声音一样，如果他们都认为自己发出的声音是唯一真理，这就是错误的认知。其实所有树洞感受的都是同一阵风。进一步，庄子强调，如果没有风，它们连发声的机会都没有。

庄子在此让我们知道人类的认知局限，人类所发有的争议，不过是因为自己的情态不同、内在不同而已。

继而，庄子说，很多人判断事物都是依据自己的成见，而成见每一个人都有，没有成见，就不会有是非，所以当有是非的地方，就都是人的成见在作怪，并非他掌握了什么真理。真理一定是无有是非的，是即是，不是即不是。而且，当一个人的成见主宰了这个人，那么这个人就不能明白真道，真道也没法向他显现。

庄子在文章中举例说，就像儒家墨家之类的争辩，他们彼此都是以否定对方肯定的东西，而奉扬对方否定的东西。其实，如果他们讨论到本源上去，他们就知道自己的局限了。

我们知道，其实儒家和墨家之争辩，很大程度上都是在现象上、表面上，根本不涉及到根源。比如关于丧葬问题之争，儒家强调的是以孝为大，所以未免铺张浪费，而墨家却认为铺张浪费是不可取的，所以强调的是节葬。

从根源上来讲，儒家孝的目的是为了弘扬孝的文化心性，从而培养人的道德感，而墨家节葬的目的也是为了不因浪费变穷而导致人性泛滥，根本上也是维护道德。所以回到根源上，这个争论有什么意思，一点意思也没有。

如果用庄子的办法，就是顺其自然，你能做到厚葬就做，做不到你就节葬，没有必要去跟风效仿。而儒家和墨家明显有点一根筋，非得让所有人一样，因为不一样，就会被嘲笑。从某种程度上来讲，我们现在很多地方的丧葬依然在遵循着儒家的思想，家家攀比，这就是文化的影响。

换句话说，其实儒墨争论这些的都是为了道德的完善，只是他们自身根据自己的内在不同的感受发出不一样的声音而已，从而在自己感受上来争论，忽略了根源的同一性，这就是人的成见造成的。

回到那个树洞的例子，那些树洞所发出的声音，本来就根据自己的情形不同，所发出的声音不同。如果某个树洞非得要强调所有树洞应该跟他发出一样的声音，这不是很可笑吗？

由此，庄子认为，我们所执著的是与非，寿与夭，成与毁，美与丑，彼与此，物与我，身与心，大与小，利与害，安与危，生与死，有与无等概念，其实都是自我感受上的差异的“执迷”，所以我们各人所“自以为是”的都是具有相对性，表面性和不真实性等状况。

其实，人与人之间的纷争，概念与概念的不同，都是某种层面上的“误解”，你“误解”我，我误解你，再到你不理解我，我不理解你，从而现在无休止的纷争消耗之中。

想想我们人类今天的现状，一个国家一个文化，一个民族一个文化，都各自唯我独尊，认为自己是最好的、唯一的，这就是犯了认知不周的毛病。其实在本源上，都是一样的。仔细的考究，其实全世界的文化，在本质上都是大同小异，所以我们的争执可以说是多么的没有必要。

也就是说，如果全世界都能够早早认知到庄子等先秦诸子的“齐一”思想，或许在此基础上，人们能够找到一条共同繁荣的文明之路，可能不会陷入今天这种举世风声鹤唳的局面。

我想，今天好多人在那里大言不惭地宣扬工业革命的美好。或许，百年之后，当人们回顾这段历史，一定会觉得好无聊、好无知。

当然，这需要人类社会能够重新回归到正轨。因为，工业革命就是人类的一次弯路，或许这次弯路我们永远回不来了。